未来之路读书笔记

第一篇：《希望之路》读书笔记

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赠送《希望之路》这本书的时候说，这是给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看的。所以他只给在座的大本以上学历的人送了。 我哑然失笑，为他的固执和偏激。

当天晚上，我以大本学历持有者的身份展阅了这本书，果然酣畅淋漓，不亦快哉。无花果的文笔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评点历史，批判现实，古今中外，教内教外，凡与信仰与宗教有关者几乎无不触及，激情与理智碰撞，历史与现实互证，他的博学和思辩能力以及洪水决堤般的行文，不知老一代“尔林”们如何看待，给我个人的感觉，只有一个字：“服”。

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的伊斯兰世界何以衰落至此？中国穆斯林的社会为什么总是这样纷纷争争，不亦乐乎？清真寺为什么充满着野蛮粗俗和狭隘的偏见？信仰的方式为什么变得如此虚假、僵死？伊斯兰的凝聚力和文化渗透力为什么这么缺乏底气？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相背后隐藏着怎么的无知和私欲？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提出来，提得尖锐而且刻薄，如芒刺背，如针贬骨。无花果杂文式的评说解析读来令人如沐春风，同时也如坐针毡，从伊斯兰的学术历史、政治历史、文化历史到教派的诞生、演变、争执，从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到宗派主义、民族主义，作家试图通过引证古兰、解析圣训、评点林林总总的教法学派来求真证伪，正本清源，甚至不惜矫枉过正。对许多既定的规则提出质疑和分析，对许多荒谬的做法大加嘲弄和挞伐，对许多被奉为圭臬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作为观赏性的文本，无花果的这本著述也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对于忧教忧民的学者和圣职人员来说，他所提示的真相足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想，批判是享受文化的重要方式，批判也是重构体系的重要前提。对这本书，穆斯林读者大可不必满怀敌意，上纲上线地横加指责以维护自己的体面，甚至像无花果所批评的那样怀疑他人的信仰和举意。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不再沉默的一代青年是如何发展伊斯兰的。

“穆斯林的希望之路”是一个比较乖巧的书名，作家对“希望之路”的指示明显比较匆促，也许这正是一个尚待认真思考的问题。最近网上正在刊登他的最新文章，也许在未来的新书中，他对“希望之路”的指示会从容得多。

第二篇：《教育家之路》读书笔记

我认真学习了《教育家之路》一书，感受到很多教师的快乐，来自学生。

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以“教学相长”、“诲人不倦”为乐，终于让他的“仁政”思想得以传承;孟子以“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为原则，因材施教，终于成大器;荀子推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为理念，学以致用，锲而不舍;韩愈以“业精于勤”、“师意不师辞”为宗旨，著《师说》，驳“道统”;还有柏拉图用“音乐是求心灵的美善”的教育思想，写了著名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从“理论理性”的学说出发，提出了“文雅”之说;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更是内容丰富，高瞻远瞩;而杜威的学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更加前卫;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部曲》更是“心灵的艺术”。还有陶行知、朱永新、李镇西、魏书生等等。这些教育家，他们在教育工作中的研究与发现，让他们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与快乐，而这正是他们走近学生所获得的硕果。

读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后，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借鉴，使我更自信，去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寻找与学生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从而把学生的纯真的心灵开启……

第三篇：《幸福之路》读书笔记

《幸福之路》读后感 这几天细看罗素《幸福之路》，其中的哲理让人收益匪浅。他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经验主义的实践论者，反对理性主义的先验论思想，强调人的社会价值。

《幸福之路》是罗素散文中的一本名著，罗素在书中所提供的不是任何抽象的道理，而是他自己人生感悟的结果，所提供的获得幸福的小窍门也是通过他的“阅历和观察”获得的人生经验之谈，因此，这本书浅显易懂，读起来趣味性比较强，而且确实对寻求幸福的人们有启发作用。罗素的目的是“希望那些遭受不幸而并未享受幸福的众多男女能够诊断出自己的症状并找出摆脱的方法”。他在该书前半部分论述了人类不幸的诸多原因，后半部分则论述了幸福的诸多原因，从而使读者能够对照实行，获得实际效果。罗素是为了众生的幸福写了这本书，所以他在序言里说：“在以下的篇章里，既无高深的哲理，也无渊博的征引。我只是把通情达理的一些意见归纳起来……因为不少烦恼的人凭着适当的努力可以变得幸福，所以我才写下这本书。”

在书的前半部分罗素谈了不幸福的原因和现象。他讲到人们不幸福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会环境，一部分是由于心理素质。显然，这本书主要是剖析世界观、伦理道德观、生活习惯等给人带来的不幸福或者幸福的感受。罗素认为，不幸福的人一般是因为深陷在“自我沉溺”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分析了三种自我沉溺之人，分别是自责者、自恋者、自大者。

第一种类型是自责者，就是那种沉溺于犯错意识的人，也就是那种过于求全责备、追求完美、理想主义的人。他们的特征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给自己描绘出一幅理想的图画，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和自己的理想不断产生冲突，为此他觉得自责、矛盾、苦恼。这种状况实际上是那些对自己要求过高的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面前的一种不适应症。

第二种类型是自恋者，其特征是喜欢自赞自叹并希望受人赞叹。当然这种心理几乎人人都有，但发展过度就会陷入怨天尤人的情绪。换句话说，自恋者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虚荣心，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感觉幸福快乐，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觉得失败绝望。罗素认为，一个人只想要社会景仰他，而对社会本身丝毫不感兴趣，他就未必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能够，也很难感受到全身心的快乐。所以虚荣过了头，漠视关心他人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乐趣，这种人就不可避免地经常感觉不到生活的幸福之所在。

第三种类型是自大者，这种人自以为了不起、竭力要达到权力的顶峰并一味追求个人名利。这一类型的人权力欲比较强，若是不能征服别人或爬到自己期望的高度他就会不快乐。生活中我们遇到总是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或总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应该就属于这一类型。罗素辩证地分析指出，这种人的自大心理一般是以前的自卑心理所致，如果其欲望被约束在适当范围还可以增加幸福感，如果把这看作是人生唯一的目标时，就可能给其“外部世界或者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另外还有很多混合类型的心态可以使人感到不幸福，罗素在书中分别论述了竞争、攀比、疲劳、嫉妒、犯罪意识、被虐、畏惧舆论等等造成不幸福的原因及其对幸福生活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应对措施。

罗素在书的后半部分则告诉人们如何走上幸福之路的方法。首先他分析了产生快乐的因素，然后论述了兴趣、情爱、家庭、工作、休闲、获得与舍弃等因素与幸福的关系。罗素说，幸福，显然一部分要靠外界环境，一部分要靠自身努力。除了外界环境，他认为在个人自身的范围以内，幸福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能拥有温饱、健康、爱情、颇有成就的工作、小范围的受人尊敬，就足以使人幸福，这几乎是人人可以达到的自然的幸福。然而还有一种幸福是精神层面上的幸福，其唯一的条件是人们的热情和兴趣向外而非向内发展，也就是说人们想要得到这种幸福，首先要摒弃自我中心，跳出自我，放远目光，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满腔热忱地融入社会生活。

罗素在书中一以贯之地倡导非自我中心主义，他认为一个人要是过分地关注自我，就好比把自己囚禁在自身欲望的牢笼中难以自拔，并由此产生无尽的痛苦和烦恼。而“非自我中心”的视角则会使自己与他人的对立消失，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消失，使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消失。一旦人们除了自己也对身外之人或身外之事产生了真心地关注和付出，精神就会摆脱禁锢而变得开朗起来，幸福的感觉就有可能真正来到身边。据说，以前曾经有几个年轻人去问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怎样才能找到快乐？苏格拉底的回答是：“你们想知道答案的话，先去海边的山上伐木，然后造一艘大船，完成后我自然会告诉你们。”那几个年轻人真的去做了，付出了许多汗水，看着自己造的大船，他们已经知道了怎样才能找到快乐。这就是罗素所说的“跳出自我，把热情和兴趣向外发展”，幸福的感觉会自然来临。另外书中还有这么一句话：“每个人都愉快地接受爱，又自然而然地奉献爱，由于这种相互幸福的存在，每个人便会觉得世界其乐无穷。”不断地付出和得到爱，幸福是平淡生活的体会、是点点滴滴的快乐，是大多数人都能拥有的。而且，幸福并不在于金钱的多少，也不在于名誉的多少；不在于是否荣华富贵、人前显赫，也不在于是否粗茶淡饭、平实无奇。一个普通的人，如果读懂了自己，读懂了生活，他就会找到幸福的真谛，同时也会感到：幸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第四篇：复兴之路读书笔记

《复兴之路》读书笔记

上世纪，历史见证了中国人为重新唤醒、整顿和振兴国家所作的三次重大努力。其中任何一次努力都不是孤立和个别的历史现象。每一次努力的前后都伴随着一些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又构成了环环相扣的更大的历史链条中的一部分，而中国人对他们的衰落状况所表现出的不断高涨的愤怒，则使这些历史链条不断延续。这些事件又可以根据其领袖人物而很容易划分开来，上世纪中国革命的三位杰出人物领导了这些事件，他们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

这三位杰出的领袖都不仅从中国穷人的强烈不满中，而且还从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汲取了政治力量。每个人都借鉴了外部世界的政治思想来创立振兴中华的学说和指导振兴中华的运动。

最初的一次尝试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试图使基本上属于西方世界的立宪主义、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尝试还部分地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本看来已成功地模仿了西方取得的工业和组织成就。孙中山作出努力之时，恰值中国的陈腐帝制进行垂死挣扎之际，他所掌握的历史时机最为合适。虽然事实证明，在强大的旧时代的文化和政治残余面前，他的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经过一个时期的动乱之后，他的一个在后来左右了20年中国动荡局势的追随者提出了更高的振兴标准，这个追随者便是蒋介石。蒋介石的革命同样也是一次企图使西方的现代思潮与更加动荡不安的

中国局势相结合的尝试，但在这第二次尝试中，这种结合与第一次尝试中的情况已大相径庭了。虽然蒋介石本人曾受过苏联人的熏陶，并且曾一度与崭露头角的中国共产党人携手参加过一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站到一起，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一种团结的愿望而已。随着所谓统一战线的垮台，国共合作也于1927年结束，随即开始了22年几乎从未间断的反共行动。

蒋介石非常重视军队，将军队视为防止中国衰弱，防止在政治上分裂的工具。为了表示新的民族统一意识，他创立了一个与欧洲的一些法西斯政党十分相似的垄断政党——国民党。蒋介石自己改奉了基督教，同时又十分看重中国的传统，并且时时表现出一种士大夫的作风。凡此种种进一步突出说明了在争取中国振兴的斗争中，陈旧的内部渊源与崭新的外部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多么复杂。

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也未能成功地将人们与旧时代的不满转化成对他所设计的未来蓝图的拥护。抗日战争初期他曾升华为民族抵抗的象征，但后来它却又完全丧失了力量和感召力。他无力克服自己阵营内部的军阀主义和贪污腐化这一对孪生弊病，与此同时，他自己这颗爱国主义之星也逐渐暗淡下来。蒋介石的踌躇不前使另外一种新的变革方式得以产生，这一方式更加积极地利用了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弊端，以更加清晰的学说对其进行了分析，并且把变革的重任放在一个纪律更严明、战斗力更强的政治组织肩上。事实证明，自30年代中期的长征以来，一直由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伟大

觉醒采取什么历史模式和哲学内容的争夺战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组织上，都占有了极大优势。

这位新的领袖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是革命理论领域里的创新者。他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了起来。自上世纪20年代初起，毛泽东便积极投身到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之中。到了上世纪40年代，他已具备了足够的才干来为中国革命制定一套独立自主的理论。的确，当1945年暮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被奉为“毛泽东思想”，并且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发展，上升为党的指导原则。此举不仅证明了毛泽东在知识方面相当矜持，而且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自信。虽然共产主义原理和早些时候共产主义在苏联取得的经验为改造中国的初步努力奠定了基础，但随着进一步认识到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已经失败，一个融汇了新学说和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的新模式开始形成。中共制定了有别于苏联的灵活计划，终于实现了国家的全面新生。

第五篇：《通往奴役之路》读书笔记

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在总体上是勤勉而守纪律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忠诚和专心致志的；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纪律与责任心，而且严格服从当局；他们在遇到身体上的危险时，时常表现出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把德国人造就成完成指派任务的有效工具，并且，在旧的普鲁士邦和普鲁士大统治的新的帝国中，他们就是这样被细心地培养起来的。人们时常认为“典型的德国人”所缺少的个人主义美德是，宽容和尊重其他的个人和他们的意见，独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维护自己的意见而不为上级所左右的那种意愿，德国人也常常意识到自己缺乏这一点，并把这叫做“刚直不阿”；还有对于弱者和衰老者的体恤，和只是个人自由的古老传统才创造出来的对权力的极度鄙视与憎恨。他们似乎还缺少大多数很细小的、但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那些品质：和蔼和幽默感，个人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和对邻人的善意怀有信任。

在以上这些言论之后，我们再说，这些个人主义的美德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美德，便不会使人惊奇了，这些美德减少社会交往中的磨擦，使从上至下的控制更无必要而同时又使这种控制更难实现。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在战时，我们自己曾在有限的限度内亲身经历过这一点。但在英国，就是战争和极大的危险也只是造成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极权主义的局面，几乎不会为了一个单独的目的而将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搁置一旁而不顾。但当几个特定目标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有下面的情况发生，残酷有时可以变成责任，违反我们的情感的行为，例如枪毙人质、杀害老弱等，竟被看成仅仅是权宜之计；强迫迁移数万人口竟成为差不多除了受害人以外每个人都赞成的一种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妇女以作传宗接代之用”之类的建议也会受到认真考虑。在集体主义者眼中，总是有一个上述行为为之服务的重大目标，并且，照他看来，这一目标使这些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无限制地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

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

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

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莱纳德用了《德国物理学四卷》这样一个书名来概括他的毕生事业。

斥责任何只为活动而活动，没有远大目标的人类行为，这是完全符合极权主义的整个精神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是同样为纳粹党徒、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人所痛恨的。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自觉的社会目标来证明它是正当的。绝不能有任何自发的、没有领导的活动，因为它会产生不能预测的和计划为做规定的结果。它会产生某种新的、在计划者的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东西。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给思想的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的矛盾。认为人的思想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那个理性，同个人相互之间的过程，即产生理智的成长那个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