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新时代红色故事同期声

我是一名入党不到三年的年轻党员，但是记者这份职业赋予了深刻了解怀柔、感悟怀柔历史、见证怀柔发展的机会，怀柔是一片红色热土，今年我想讲的红色故事是发生在大水峪村的一段红色往事。

长城脚下的“寡妇村”

1941年10月13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驻古北口日本宪兵分队和日本守备队，如同凶神一样闯入了大水峪村，挨家挨户搜查，将全村村民驱赶到到村中真武庙前的大槐树下，挑拣出204名青壮年，用枪托、刺刀逼赶着他们上了卡车，三辆卡车被塞满后，余下的人被绳索捆住并串起来变成四路纵队，跟随着汽车被凶恶的日军赶着走了。那天起，大水峪村只剩下老幼妇孺，成为了“寡妇村”。

村里人忍受着失去亲人、贫苦生活的痛苦，却默默的支持着抗战，为抗日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当时我采访了一位叫做王玉福的老人，他是当年那段惨痛历史的见证者，他的父亲王古峰是大水峪村的首个共产党员，也是当时村里的抗日救国会主任。日本鬼子来大水峪抓人时王玉福只有十岁，当年，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父亲和乡亲们被日本人抓走，再也没有回来……

【同期声：王玉福

由我家抓来的时候，抓来就蹲在地上就蹲这儿，到怀柔过堂的时候，就说谁谁是抗日救国会主任，谁谁是中队长，谁谁是中队副，到怀柔就给判了！】

日本鬼子来大水峪抓人的真正原因就是要达到破坏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消灭共产党党组织的目的。作为抗日救国会主任，王玉福的父亲王古峰在被日本人抓捕后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并以“共匪”的身份被判处死刑。

【同期声：王玉福

那会儿我才十岁，十岁他就给来了一封信，王古峰，枪毙死了。我母亲我奶奶干啥呀，天天哭，没辙！家里生活也没办法。】

与王玉福一样，村民杨增元的父亲当年也被日本人抓走了，父亲被抓时杨增元还不记事儿，但成年后的他一直在追问和研究这一段历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大水峪曾发生的惨痛历史他却了熟于心。

我从杨增元口中得知,当年被日本鬼子抓走的204人，先是被关进了壁垒森严的伪怀柔县监狱，被严刑拷打，过堂审问。三天后又被押往古北口宪兵队拘留所，这期间，除去敌人认为是无罪释放的和冒着生命危险逃跑的76人外，其余128人全部分批被押送至承德监狱，并在那里遭受了抽鞭子、夹竹筒、灌辣椒水等惨绝人寰的酷刑。

【同期声：杨增元

张玉震是我们村的，在承德监狱审判他的时候，打得遍体鳞伤啊，没走到地方就死了，就把他由审判的屋出来的时候没到屋里就死了。还有我们村的姜希，他是小队长，打得遍体鳞伤，都是爬回去的，就痰盂，您知道吗？那痰盂还有干净的吗，渴的就直接喝，就到那种程度。】

在承德监狱，大水峪的128人分别受到了当时所谓的“军法特别治安厅”的判处，其中15人被判处了死刑，其余的在分别被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后，被押送至东北的各个监狱做劳工。大水峪村的男劳力被抓走后，村里无依无靠的家庭占了一半以上,寡妇占了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整个大水峪村在日本人的残害过后满目疮痍。

然而，日本侵略者疯狂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大水峪人民。大水峪事件后，村里没被日军抓走的少年和中年人纷纷参加了游击队，英勇奋战在抗日前线。村民们坚守着抗日必胜的信念，期盼着亲人回家的曙光，1945年，大水峪村的村民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的喜讯。然而，128名被日被侵略者“判刑”的村民，确已经死的死，亡的亡，只有21人回到了家乡。

如今，走在大水峪村的街上，古老的城墙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在长城脚下发展起来的民俗户，这里也是远近闻名的壁画村，历史留给人们的伤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但那段令人难以抹去的回忆却如同村中那颗老槐树一样，始终屹立、始终铭记历史。

采访的最后，杨增元用朴实的话说，咱们（应该）给他们立一个碑，立一个碑啥意思呢，咱们岁数大的人不在了，让他们也能知道这个历史，大水峪的历史不能忘记，不能别忘了共产党别忘了过去，别忘了过去流血牺牲的这些人。

回顾走过的路、不忘来时的路，归根结底是为了继续走好前行的路。我也希望借助这次演讲的契机，和大家一起回顾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片热上的红色故事，用这股蕴含在我们血脉里红色精神，激励我们的生活、激励我们的工作，永远以昂扬的斗志、不服输的精神，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