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状况自述（通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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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状况自述 篇一

关键词：农民工；健康意识；社会排斥

TheSociologicalResearchon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

——TakingThreeDistrictsofShanghaiasanExample

Abstract：Thisarticlethroughstotheinvestigationonone-hundredandsixty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inShanghaithreecitydistricts,hasadescriptiononthepresentsituationandapproachsasubjectfromtheformationofhealthconsciousness.Accordingtotheresearch,the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hasthreecharacteristics:haveasuperficialviewofthemeaningofhealthy,haveanarrowunderstandingofhealthyknowledge;thehealthdemandisintense,butthesenseofparticipationisflag;thehealthyresponsibilityoutlookisdeficient,sendtheexpectationofthepublichealthservicegenerally.Thesecharacteristic''''shaveclosecontactwithtraditionalideas,weakabilityofgaininformationandtheurbansociety''''ssystem,thenetworkofsocialrelations,masspsychologythisthreekindsofsocialexclusion.

Keywords:urban-rurallaborer;healthyconsciousness;socialexclusion

引言

据最新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作为我国最大的迁移人口，农民工对人群健康有着密切联系，主要表现为迁移对迁移人口本身健康的影响和对迁入地人口健康的影响，其中又以人口迁移与传染性疾病传播和流行的关系最为密切。

上海市宝山区2001-2006年甲乙类传染比流行特征的调查分析显示，[1]外来人口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显著高于本区居民。如深圳市1993-1996年9月共登记新发涂阳肺结核病人2107例，其中外来人口1601例，占涂阳病人总数的76%。[2]潘国庆等人的研究显示，流动人口是城市里感染和传播急性肠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3]从有关HIV感染的监测情况可以看出，[4]流动人口对HIV感染的疫情己产生一定的影响，感染者中，农民的比例最大。但是，由于该群体的基数庞大且流动频繁，政府和其他社会民间组织在促进农民工群体健康的作用上效果十分有限，所以该群体本身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对其健康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农民工的健康意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针对“健康意识”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集中在健康意识对健康行为的影响上，首先由Rosenstock提出健康信念模式(HBM)，[5]HBM认为人们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健康行为，强调运用个体的态度和信念来解释和预测各种健康行为。Rogers在“健康信念模式”的基础上，从动机因素的角度探讨健康行为。[6]该理论认为环境和个体中有关健康威胁的信息引发个体出现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价两个认知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M．Fishbein和I．Ajzen提出合理行动/计划行动理论，[7]认为人们的行为实施是以合理思考为基础，一系列的理由决定人们行动的动机，而个体的动机因素有决定特定行为的实施。[8]“计划理论”由“合理行为模式”发展而来，引入了行为控制变量，发展为“合理行动扩展理论模型”或称为“计划行为理论”[9]是目前改善健康行为的主要理论。到了80年代，Prochaska和Diclemente提出的“多阶段行为模式”有效地描述了人们健康意识与行为改变的不同阶段。[10]“多阶段改变理论”更多的是注重改变的过程，强调了健康的养成是动态的。

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健康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农民工群体的健康现状描述。刘杰对103名城区农民工健康知识和行为调查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与健康行为的形成率高于经济状况差的工人。[11]陈朋月对81例农民工的90项症状清单（Scl-90）的评定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比一般人差。[12]第二，对农民工健康干预前后的比较研究。张雪琴、谭琳等人对外来务工人员职业病治疗的心理干预发现该群体在治疗中表现出心理压力大、无助感和维权方式的不当等，从而对职业病防治、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13]林锦芬在对农民工尘肺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后发现该群体尘肺病知识的了解对预防可控制职业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第三，健康理论的实践运用。方晓义等人认为保护动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高危具有明显的预测作用。[15]朱娟蓉等人运用四象限法对餐饮业农民工健康知识和行为关联作用进行有效分析和评价分析，并认为四象限法有较大的应用价值。[16]第四，针对改善农民工健康现状的对策研究。施卫星提出了健全保障制度、体现公平性、普及保险、加大立法和宣传教育五方面进行了阐述。[17]陈彬、杨廷忠认为政府应重视农民工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切实依托公共机构，配合社区，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18]

纵观国内学者们已做的研究，研究者对农民工的健康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统一的观点，多数停留于医学分析和教育层面上。很少从现状出发，以社会学的视角，结合农民工本身内在和社会环境的外在因素对其健康意识的影响进行解释。本课题通过对农民工的健康意识现状描述和分析对现有研究作补充，以期弥补此类研究之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

1、健康意识：是指客观存在的健康现象在头脑中的反应，是人们对健康的感觉、思维和判断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思想、观点、理论等健康的理性认识层次和心理、情绪、态度等健康的感性认识层次两个层面。本文从对健康内涵的认识、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对疾病传染途径的认识和对疾病预防方法的认识、自身健康需求状况、自觉参与健康维护观念等方面讨论健康意识。

2、健康维护：是指人们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及其疾病预示，对自身未来的健康状态进行预测，并据此做出决策，从而实现维护自身生命，提高自身健康水平，以免于疾病和衰弱，体格、精神的完美状态。

（二）资料收集方法

1.文献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全面了解农民工的总体情况、主要问题、健康现状和健康相关理论等文献。

2.问卷调查法：本次调查的总体为上海市所有农民工，通过多段抽样，抽取徐汇、闵行、南汇三城区，并在每个城区抽取两个街道。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大，抽样框难以确定，所以每个街道通过偶遇的方式发放25份问卷，构成本次调查的150个样本。

3.访谈法：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另外选取10个个案，其中男性、女性农民工各5名，以更加深入的了解情况、收集事实。

（三）资料分析方法：

1．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11.5软件对问卷调查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个案编码分析

本研究采用编码法对10个个案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具体方法如下：

A编码记号

a农民工性别编码：男性女性分别用英文单词“MALE”和“FEMALE”的首字母表示，如某农民工为男性，则用“M”表示，若为女性，则用“F”表示。

b个案的编码：用“个案”一词的英文单词“CASE”的第一个字母“C”和个案排列顺序的序数组成，如个案1为“C1”。

B编码方法

第一组为农民工性别编码，第二组为个案编码，比如“M-C1”表示：来自某男性农民工（M）个案1（C1）的陈述或看法。

三、结果分析

（一）样本概况

鉴于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本次调查采取了调查员辅助填答的调查方法，在必要时帮助调查对象理解问卷。发放问卷150份，回收到146份，有效回收率为97.3%。

在146名被调查者中，男性74名，女性72名，男性较女性而言更为配合。大专以上文化的占9.6%，高中或中专的占15.8%，初中文化的占56.8%，小学及以下的占17.8%。打工者的文化程度相对与农村人口应该较高，这对本身的健康意识有重要影响。其中已婚人员占58.9%，未婚及离异占41.1%。

由于老年人和文化水平非常低的农民工无法提供较多的信息，本文放弃了部分此类调查对象，所以在理解问卷提供的数据时，本文只倾向于样本容量本身的统计结果。访谈主要针对服务类、建筑类、保洁类等常见工种务工者，个案在问卷调查的以外选取。通过这样抽样方案所得出的结论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本文在这一问题上不做赘述。

（二）关于健康的认识

1．对健康内涵的认识

对健康内涵的认识，反应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本研究以健康概念来反映农民工群体对健康内涵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表1）：有20.5%的人认为健康是“身体强壮、精神饱满”；17.8%的人认同健康是“抵抗力强、没有疾病”的观点；有28.1%的人认为健康应是心理生理的健康；有30.8%人认同“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健康的观点。由此可看出，部分农民工对健康内涵的理解仍停留在生理功能的基本正常的较为消极的健康观，但大部分农民工已把对健康的理解上升为心理、社会的协调上，个体的健康状态很多时候不为个人和家庭控制，除个体因素之外，健康水平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外在的社会环境。

表1健康内涵认识情况

变量名称频数（N）有效百分比（%）

身体强壮、精神饱满3021.1

抵抗力强、没有疾病2618.3

生理、心理都健康4128.9

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的健康4531.7

总计142100.0

注：缺失值未列出

基于对健康内涵的不同认识，根据调查，有38位调查者认为自己非常健康；60位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比较健康；一般的有39位，不清楚自己健康状况的有9位。由于目前农民工群体有着年轻化的趋势，因此本身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好。

2．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

针对农民工的健康重要性，研究发现，在被调查者中73.4%认为健康对自己非常重要，有21.2%的被调查者认为重要，选择一般和无所谓的分别为2.7%和2.7%。访谈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像我们这一行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开门，晚上三点才休息，身体不好的人很难做到这样的，所以健康对我们十分重要。”(M-C1)不难发现，健康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打工者更关注的是生病后影响工作或赚钱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健康状态的形成认识上，有61.6%的被调查者认为日常的生活方式在健康促进上有主要作用；另有13.7%和11.7%的人认为健康的形成主要依靠身体的发育周期和体育锻炼活动；只有6.2%和6.8%的人认为健康依赖于医疗水平和先天体制条件。（见表2）

表2对健康形成的认识情况

频数（N）百分比（%）

身体自身的发育周期合理的调配

日常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发达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

体育锻炼

先天遗传，体质条件

总计20

90

9

17

10

14613.7

61.6

6.2

11.7

6.8

100.0

注：本题为多选题

进一步，再把健康状态的形成细分成注意饮食、保证睡眠、有规律的生活、体育活动、补充营养药物、没空顾及维护健康这事和其他七种具体方式，共有78.9%的人愿意通过前四项具体活动改善自身健康，仅有1.4%的人选择无暇顾及健康此事。显然，农民工群体在健康的形成上已认识到自身行动的重要性。

3．对疾病传播途径的认识

根据调查情况：有17位被调查者的本人或家人得过传染病，有129人没有患传染病的经历。笔者认为这一数据结果不排除部分被调查者碍于颜面而选择未得传染病情况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农民工群体本身流动性大的原因，一些农民工本身既是传染病的患者，也是重要的传染源，本文将健康知识的了解水平集中在传染病传播途径的了解情况。据表3显示：农民工群体对传染病的认知程度依然较低，个案M-G7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道：“我也懂我们农民工容易得传染病，但是我们没有传染病的知识，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传染病这么多就算都弄清楚也没有用，我觉得自己稍微注意点就不会得传染病了。”传染病知识的匮乏直接影响其健康状况，大大加大了该群体染病的机率。因此，对农民工群体的传染病的知识普及和教育已是当务之急，以帮助该群体掌握该健康知识，控制和改变自己的高危传染行为。

表3对疾病传播途径的知晓情况

完全正确部分正确完全错误

频数（N）百分比（%）频数（N）百分比（%）频数（N）百分比（%）

肺结核0012887.71812.3

肝炎0014095.964.1

水痘2315.811880.853.4

痢疾32.112484.91913.0

艾滋病7853.46846.600

皮藓8961.05638.310.7

感冒12485.02114.310.7

注：完全错误包含“不知道”的回答

（三）关于维护健康的认识

1．对疾病预防方法的认识

在传染病预防方法上（表4），有53.7%的人选择提高意识，26.2%的人选择切断传播途径，有14.1%的人选择隔离病人，有6.0%的人选择其他方式。

“我觉得只要知道艾滋病这样很严重的传染病就可以了，别的我们也没那么注意，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而且也想不到这些事情，国家应该控制传染病，我们老百姓自己只能注意一点。”(F-G6)

根据表3的显示，农民工群体对部分常见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了解并不全面，在本身不清楚传播途径的具体内容时切断传播途径并不能完全发挥其预防作用；同时，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决定了该群体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触到传染病，存在着大量传染病隐患，即使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采取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农民工作为防范主体的意识在行动的支配上还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表4传染病的预防方法认同情况

频数（N）百分比（%）

提高意识8054.8

切断传播途径3926.8

隔离病人2114.3

其他64.1

总计146100.0

由于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的多样性，本次研究把常见职业病简单划分为：石棉肺、化学中毒、物理性中毒（如中暑）、职业性皮肤病和职业性五官疾病。统计发现农民工群体对物理性中毒了解最多，占总体的69.0%，主要是因为其从事的职业多数属于高强度、高消耗的体力活，脱水、中暑这样的物理性职业病十分常见。用工制度改革后，企业劳务用工大多来自劳务公司，一些用人单位仅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而不依法和农民工签订合同，造成农民工对所从事工作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不知情，劳动保护没有保障。

“我们制鞋厂的工人都是和中介公司签的临时合同，从来没有体检过，也没有什么保险，胶水的味道很刺鼻，以前都不发口罩，现在发防毒口罩，但是还能问到味道，有时候会觉得头疼，不过你能说给谁听，都没有人管的。”(M-G9)

“我在吴泾化工厂做了很多年了，发了个防毒口罩，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毒，天热的时候闷的厉害大家都会把口罩拿下来，倒还没有什么不舒服。”(F-G10)

我国的职业病危害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较低的传统产业，农民工成为职业病新的高危人群，部分用人单位提供的个人防护用品质量不过关、数量不保证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问卷和访谈结果都反应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工作中嫌麻烦或不方便而疏于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短时间内的影响较小，而长时间从事有害职业工种的农民工成了职业危害的“牺牲品”。

2．自身健康需求状况

本研究将农民工获得自身健康的主要渠道分为健康教育的需求和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两方面（表5），有78.1%的农民工认为有必要接受健康教育，18.5%的农民工认为没有必要，3.4%选择无所谓。其中希望了解传染病的预防知识的占18.5%，食品卫生方面的占24.7%，慢性病预防占21.2%，合理膳食方面占19.2%，其他的占16.4%。对于健康知识的获得渠道，43.2%的人愿意通过电视学习健康知识，电视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工具，30.3%的人选择发放资料的宣传方式，3.8%的人希望通过报纸了解健康知识，读物的投入宣传会使健康教育事半功倍，选择讲座教育的有22.7%，讲座教育的简单易懂的特点更容易让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接受。

另外，有85.6%的被调查者希望接受健康服务，8.2%的人认为没有必要，6.2%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其中有50.5%的人希望提供定期免费的体检，31.0%的人希望有健康保险，17.1%的人希望得到免费的药物提供，1.4%需要基本的医疗服务。

“要是有了免费的定期检查，我也会安心许多，得了病了要健康保险也没有用啊。”(F-G9)

“健康服务当然需要，最好健康保险和定期的免费体检，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保险，就给我小孩买了保险，有的保险买来也不一定有用，再说我们没有单位，只有自己参保，全家人参保费用太高。”(M-G1)

“前年政府组织过一次免费的体检，但是做的检查很少，就抽个血什么的，现在我都不参加体检了，没用的。”(F-G3)

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维护健康的意愿比较强烈，也有一定的参保意识，但存在着由于自身、社会等原因并没有享受到必要的健康服务的现象；由于健康保险需要自己缴纳一部分或全部费用，而不情愿参保，因此，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定期检查被认为花钱少、收益多的健康维持方法，但在体检的项目上农民工已有更高的要求。

表5健康教育与健康服务需求情况

健康教育健康服务

频数（N）百分比（%）频数（N）百分比（%）

有必要11478.112585.6

没必要2718.5128.2

无所谓53.496.2

总计146100.0146100.0

3．对自觉参与健康维护的观念

对农民工群体目前健康维护的参与观念的调查发现，有67.0%的男性和4.2%的女性农民工抽烟，不抽烟中已戒烟的有8.0%。戒烟原因以对自己不利，对家人不利和经济因素为主。在饮食观念方面，如表6所示：男性农民工多数偏向于是否能填饱肚子，而女性农民工更偏向与口味方面，女性关注考虑营养方面比例高于男性，可见在食品的选择上女性较男性而言更为理性。

表6性别与饮食注重情况的互交分析

口味（N）营养（N）能否填报肚子（N）无所谓（N）

男217424

女2032119

总计41395313

在锻炼参与意愿的调查中发现（表7），男性的锻炼意识高于女性，由于农民工群体青壮年人员为主，因此总体上来说多数农民工有体育需求，但多数难以满足。数据显示，选择没有时间和没有经济条件的分别占被调查者中不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原因的57.0%和34.0%，表示工作就是锻炼的占19.0%，参与度并不高。由此可见，较强的工作时间可能是影响农民工群体淡化锻炼意识的原因之一。

“我现在主要是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体，一天下来还要算账，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身体太胖也不好。”(M-G1)

“我很想去健身房练瑜伽，但是价钱太贵，我又没有时间。”(F-G5)

表7性别与锻炼次数的互交分析

锻炼次数

天天锻炼（N）3次以上（N）1次左右（N）从不锻炼（N）

男991145

女841842

总计17132987

农民工的就医意愿是连接就医需要和需求之间的关键因素，对于患病时就医意愿情况的调查，对没有选择感到不适时首选到医疗机构就诊的74.0%被调查者（表8）进一步分析其选择的原因，有27.8%的被调查这认为病情不重时没有必要到医院就诊，60.4%的人认为费用过高，自身经济条件不允许，4.3%的人对医院的医疗水平表示质疑，认为去医院也没有用，剩下7.5%的人选择其他原因。可见，农民工群体的就医意愿的首要选择是收费便宜，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小且医疗资源的治愈性强的就医方式。

“近几年没怎么生病，也没有去医院，一般都是自己吃点药就好了，要是生病可能会去中小型医院，严重的才去大医院。”(M-C2)

表8就医意愿

频数（N）百分比（%）

去大医院106.8

去中小型医院2819.2

自己去药房买药6343.2

能扛就扛过去3524.0

其他106.8

总计146100.0

（四）影响农民工群体健康意识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上海城区的农民工群体健康意识的调查，笔者发现，其健康意识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农民工群体对健康内涵的理解层面较浅，健康知识的了解面狭隘；其次，有强烈的健康需求，健康参与观念淡薄；再次，健康责任观缺失，普遍寄期望于公共健康服务。根据城市农民工健康意识现状的分析结果，笔者将从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内在因素和社会环境外在因素几方面进行解释。

1．传统文化观念

在身份上，农民工既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又是离乡背井的打工者，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会造成文化上的空间分离，在知识、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认识方面产生了文化冲突。作为农村中的流出者，尽管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形式上虽完成了由农村趋向城市一种空间转换，，却仍是以农民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未能有效实现视角转换，容易在文化观念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一套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城市现代化的方式和价值观念，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健康文化匮乏的环境中，对健康这种社会意识缺乏了解和感性认识。

2．弱信息能力

农民工作为一种有行为能力的特殊群体，如果说其能力是由思维决策、劳动、社会资本、消费行为多种能力综合的话，那么信息能力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农民工的健康信息能力首先表现为其作为获取信息、加工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于健康实践过程中，并取得相应的健康效应的主观能动条件。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人口中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部分人，一方面缺乏专业职业技能、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素质导致的认识能力相对薄弱，使他们难以接受这种有悖于传统的健康内涵和健康维护观念。部分农民工虽具备了进行健康信息活动的主观条件，但是在范围、深度、强度上的程度低，使他们在城市中成为缺乏相对正常信息能力的一类人群，在健康相关信息的获取、运用上处于弱势地位。

3．社会制度排斥与健康参与的可能性

奈拉卡伯在分析社会排斥的主体、客体和排斥的途径时指出，制度机制是社会排斥的主要动力，当制度机制系统化地拒绝对某些群体提供资源和认可，使之不能完全参与社会活动时，就导致社会排斥。我国自20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实施户籍制度，它对当时减少城市压力、缓解城市化速度和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由于户籍制度及其影响的持续存在，户籍制度已成为阻止农村人口总体与城市人口总体分享某些机会和资源的障碍，也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规则”的制定之外，造成农民工群体在关于健康问题没有话语权、在健康公共设施上农民工没有使用权。因此农民工表现出来的低参与率就不难理解了。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把农民工排斥在外，农民工参与健康保障主要两种渠道：第一，个人和单位共同承担保险费用；第二，个人自己承担保险费用。但就目前而言，用工单位缴纳的养老基金、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平均是工资总额的28%，个人则需缴纳11%，而现有的各保险统筹个单位之间的政策又不统一，难以实现互联互通，使得保险关系无法顺利转移接续，农民工群体的频繁流动直接损害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而且反过来也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另外，工资低、工作条件差、稳定性弱成为农民工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为了生存，农民工群体没有更多的精力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

4．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与维护健康渠道的堵塞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社会，必然经过一个社会关系再构建的过程，然而他们生活、工作圈子的封闭性和边缘性使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城市居民交往，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个人关系网络难以建立。这样，就在城市社会形成了“市民圈”和“农民工圈”。农民工在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集方式和社会心理等五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截然不同，显示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健康系统中形成的两种分化。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网络隔离，使他们与城市居民并没有很多的交往，在城市里信任的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而造成这种隔离局面的主要原因正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居民对农民存在歧视和偏见，农民工则难以建立对城市居民的信任感。

不仅是城市居民存在排斥农民工的情况，部分社会机构、医疗机构也把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农民工排除在服务之外。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受到排挤会导致他们更依赖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而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能提供的网络资源非常有限，同时越是对初级关系网络保持密切接触，越是会拉大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距离。个人关系网络的隔离与社会组织的排斥，农民工即使有强烈的健康需求也会受到阻碍。

5．群体心理的排斥与健康责任观缺失

现实中，我们通常把社会阶层分化成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声望、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种种分化，在这种划分基础上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因此，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都对“市民”和“农民”存在固化的观念。在城市社会，农民工向来是作为外来人员被管制，在城市居民眼中，农民工群体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文明、没文化、没教养甚至是犯罪的代名词。城市居民见到农民工避而远之，农民工群体很容易感到被歧视感和被排斥感。这使得本农民工不仅感到在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与城市居民产生了距离，更是在精神层面与城市社会的距离由感知演进到认知，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即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一种不满的认同。

在这种不满情绪不断滋长的情况下，农民工往往会成把一切责任归成外因素的现象，认为自己比城市居民得到的健康服务少，或本应得到的服务没有得到，在心理上产生自己健康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这不仅强烈影响农民工群体对健康服务的评价，还阻碍了他们对健康服务的参与热情。因此，当其健康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健康状态不佳时，便把主要原因归咎于政府在提供健康公共服务的职能缺失上而少考虑自身因素。

小结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健康意识较低，对健康内涵的认识还处于生理层次，常见疾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不高，且存在一定误区；有强烈的健康需求，但参与健康维护的观念意识淡薄，健康责任观缺失，普遍寄希望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健康服务。

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种：一是农民工本身的内在因素。农民工思维上受到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束缚，并且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造成该群体对新信息的弱接受能力。二是由于城市在社会制度、社会网络和群众心理等各方面的排斥，这些排斥使得农民工群体由于获得收入能力受到剥削以及机会的丧失，而带出低收入、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缺乏享有健康服务的机会，农民工更易产生被歧视感和羞愧感。

随着城市化的人流、物流的迅速增长，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危险因素也不断增长，给各种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新途径。农民工的健康意识直接支配着其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淡薄的健康意识是造成农民工面临着各种疾病的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频繁流动的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不仅牵涉到城市居民，更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息息相关，他们的健康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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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林锦芬，黄小林，卢雪梅等。农民工尘肺住院病人336例健康教育及意义[J].中国医学文摘，2007(12)：370-373.

[15]方晓义，林丹华，李晓铭等。保护动机对农村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高位的预测[J].心理学报，2006,3(38):877-885.

[16]朱娟蓉，谭晓东，张建华等。四象限法在健康知识的行为关联研究中的运用[J].中国热带医学，2002,1(6):1502-1505.

[17]施卫星。城市外来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与政策建议[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9):562-566.

心理健康状况自述 篇二

一、传统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缺陷

当前，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六种依据。即统计学的标准、社会规范的标准、医学上的标准、学习生活适应的标准、个人主观经验的标准、心理成熟与发展水平的标准等六个方面。总体来说，这六个依据中除了医学标准外，其他依据都存在较大争议。而且，这六种依据都是各自从单一角度加以界定的，都有其局限性或片面性，所以现在支持这种区分标准的人越来越少。

(二)两种思路。从方法论的层面看，有学者认为存在着两种思路：遵循“众数原则”的思路和遵循“精英原则”的思路。“众数原则”提出的是一种相对标准，即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与同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心理特点来比较和判断；“精英思路”提出的是一种绝对标准，即心理健康程度应以个人内在天性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两种思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众数原则”是相对标准，难以确定，“精英原则”是绝对标准，难以操作。

(三)两种倾向。目前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学者提出了“生存性标准”和“发展性标准”两种研究倾向。生存标准强调保存与延长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尤为强调适应环境、顺从主流文化；发展标准强调能动地适应和改造环境，冀求最有价值地创造生活。但是，单纯的“生存性标准”过于消极，强调了社会适应，却忽视了人的发展；而单纯的“发展性标准”又不切实际，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人的规范作用，同样也存在着难以客观化，不易操作等缺陷。

二、未来心理健康标准研究对策

心理健康标准的确立，对于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我认为未来的心理健康标准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首先要建立整体观。目前心理学健康标准研究缺乏整体观。总的看来，虽然当前心理健康标准种类繁多，但仔细分析它们仍存在许多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个系统的视野来考察上述几种标准可以发现，它们实质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事物。例如，心理健康标准的六种依据都遵从同一原则，即“众数原则”。而且，由“众数原则”思路发展而来的生存性标准，以及由“精英思路”发展而来的发展性标准，它们所涉及到的许多问题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些从表面看来不同的标准，其实质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的，它们之间是可以统一的。所以，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如果以科学的系统观和辨证观作为方法论指导，相信其中所遇到的争论会更少，也更加容易达成共识的局面。其次要注重发展观。心理健康的标准应该体现毕生的发展观。在人的一生中。心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心理发展水平和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其相应的心理健康要求应该也是不同的。所以，心理健康标准应是动态的，不是固态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二)认清学科的本身性质

当前，在心理学领域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都还未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例如，智力、情绪、人格的实质甚至是心理这一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目前在心理健康上所遇到的困难和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这有关系。在一些基本概念都还未很好建构起来时，我们企图在这些模糊的概念基础上再去建立或发展一个新的概念或理论，其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争议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建立一个规范、科学的基础概念体系尤为重要。其次，从研究对象来分析。心理学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即心理现象，很难对它进行客观和直接的描述，一般只能是间接的描述，免不了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而且由于不同的人强调的内容不同，其结果便也会有很大差异，这些都会导致制订心理健康标准时，引起诸多困难和争论。所以，心理健康标准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理学界对这一研究达成共识的过程。再次，心理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要真正建构科学的、全面的心理健康观必须对人要有一个深入全面的认识，认识人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课题，对人的认识上所存在的种种的困惑必将影响对心理健康的研究。人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对心理健康标准深入探讨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问题，它还将涉及到社会学、人学、教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因此，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心理健康标准建立，心理家和哲学家、教育家、社会家的合作是必要的。从目前情况来看，这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

(三)注重理论的买证研究

要明确心理健康标准研究既是一项理论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实证研究。也就是说，心理健康标准在注重理论建构的同时更应注意实践的探索。心理健康研究是一门具有很强应用性指导意义的研究，最终的标准应该是一项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不单是心理学家自己停留在思辩层面上的成果。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其结论主要是研究者从自身认识出发，列出一系列的评价维度来对研究对象的心理状况作出描述和评估，而忽略对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对象进行实证调查。而且，加之受知识背景等差异的影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很多情况下难于处在同一认识和对话的层面上，心理健康主体几乎成为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局外人”。这造成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严重“脱节”,影响了心理健康标准的普适性和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因为实践研究的缺乏而导致理论研究过多的争鸣。其实，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在理论上建构的同时还需要在实践上作深入的检验，是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紧密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开展理论探讨的同时开展实证研究，走到研究对象中去体察他们的心理实际状况，了解他们的健康意识，这样的标准才有它的存在价值。

(四)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

心理健康状况自述 篇三

一、心理健康是个体心理生活的积极状态

正确认识心理健康的本质和内涵，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首要前提。对于什么是心理健康，人们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仍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心理健康即没有心理疾病。这是早期心理卫生运动的基本观点，认为心理健康就是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使心理功能得以维持和发挥。因此，那些存在心智障碍或“心理问题”的人是其主要关注的对象。现在看来，这种对心理健康的认识显然是表层和片面的，也没有揭示心理健康的本质和内涵。第二种观点以马斯洛(Maslow)的“自我实现者”模式为代表，认为心理健康要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健全人格的潜能，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但这种观点也认为，健全人格是个体自身内在固有潜能充分发挥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个体经验的习得和后天训练在心理健康发展中的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心理健康是包含积极和消极方面的结合体。这种观点最初来自源于布兰德波恩(Bradburn)的情绪、情感研究[2]。认为，心理健康不仅包括正面积极的，也包括负面消极的，而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则取决于二者的平衡和调节。可见，这是从心理健康评价的角度而言的。

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主要是从研究者的角度，侧重于心理健康（或心理不健康）者的外在特征及行为的描述，而忽略了心理健康对于主体人的意义，而这才是理解心理健康本质的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心理健康是个体心理生活的积极状态。

首先，心理健康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心理健康，从根本上说，属于个体精神生活的范畴。因此，一个人心理健康与否，与个人对自己心理生活状况的感受和评价密切相关。一个尊严而体面的富翁，可能饱受心灵孤独的煎熬；一个苦读耕耘的学者也许正享受着内心富足带来的幸福体验。正如狄纳尔（E.Diene）曾指出的，幸福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3]，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内容。因此，一个学会了自尊自信，对他人谦虚宽容，对外物理性平和、宠辱不惊，对生活充满热忱的人，一定是一个幸福而心理健康的人。

其次，心理健康反映的是个人心理生活的积极、协调和适应的方面。长期以来，为了研究的需要，人们习惯于从心理健康的对立面去描述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甚至将心理疾病作为心理健康的范畴来理解。事实上，消极情绪、心理疾病、问题行为等都是心理不健康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心理健康的本质属性。正如1946年第三届国际卫生大会指出的，“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4]心理健康的核心是个体对自我积极、全面的态度、体验和评价，是个体表现出来的肯定的、正面的精神面貌，热忱的、进取的心理状态。[5]

最后，心理健康体现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心理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心理生活的不同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着整体心理功能的发挥。因此，心理健康不仅体现在个体心理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体现为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学生来说，它表现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升学就业和自我意识等方面。

二、心理和谐是心理健康的本质属性

心理和谐是心理健康的本质属性。从发展生态学的角度看，个体心理发展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发展受阻或产生障碍则可以理解为个体在生态系统中的不一致或失衡状态。[6]因此，心理健康可以理解为个体与环境之间的良好适应关系。“适应”的本质在于个体与环境达成的平衡协调，即和谐状态。

心理和谐，是就个体的心理生活状态而言的。简言之，指的是构成个体心理活动各方面的平衡、协调和良好适应状态。从心理活动的指向上分析，可以划分为内部和谐与外部适应两个方面。

内部和谐主要指个体心理活动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和适应状态，如生理状况与心理功能、认知、情感和意志行为、人格系统等。身心和谐是心理和谐的基石。身体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心理功能的水平。另外，一个健康的人必须是一个认知、情感和行为协调一致的人。人格是个体相对稳定的、具有内部一致性的心理结构。其中，自我是人格系统的核心成分，它对心理和谐具有统摄和调控作用。自我和谐一般包括自我认识、自我悦纳、自我调节、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等方面。大量研究表明，自我和谐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证，积极的自我概念和自尊尤其对社会处境不利的儿童具有保护作用。

外部适应指的是个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事、人与科技、人与自然等等之间的协调与平衡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即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也是个体良好外部适应的集中体现。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认知相容性、情感亲密性、行为接纳性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等。

总之，自我和谐和人际关系和谐是心理和谐中最重要的方面，集中反映了个体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

三、促进心理和谐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追求

1.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澄清

回顾20年来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化、医学化、片面化、形式化、孤立化等不良倾向。[7]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在探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偏差，还不如说是心理健康教育价值扭曲的结果。

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扭曲表现之一，就是将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学科知识的课堂教学，等同于普通心理学知识的传授，出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化、课程化的不良倾向。其后果，不仅将生动鲜活的心灵探索活动演变成死气沉沉的空洞说教和机械诵记，而且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当然，心理健康教育离不开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心理健康意识的养成以及心理健康自我调适能力的培养。但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意识和能力只有经过个体经验和内化过程才能形成心理素质的“合金”。从根本上说，心理健康教育是关乎心灵的教育，社会实践和内化过程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所在。

心理健康教育价值扭曲的表现之二，在于过分强调心理健康状况的测查，并将是否建立心理档案作为评价一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情况的必要指标。目前，开展大中小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并对其中高危个案进行跟踪随访已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通行做法。而这恰恰反映了当前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本末倒置的现象：心理健康教育重在关注少数危险学生的咨询和复原，却忽略了大多数正常学生的发展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心理不健康（者）的教育。我们认为，了解学生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所必需的，但这必须立足于新时期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时代特点，立足于心理健康危险性的预警和评估，立足于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的提高。这才是保证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性的有效途径。

心理健康教育价值扭曲的表现之三，混淆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界限，简单地认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就要建立心理门诊室或咨询指导室。实际上，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咨询或治疗是有其前提的，专业化或许并非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正确方向。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心理素质的教育，这就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以预防和发展为主，即在了解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以及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危险因素的评估基础上，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减少潜在的危险因素，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当前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价值扭曲现象，其实是价值异化和泛化的结果。心理健康教育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和功能。笔者认为，心理健康教育仅仅是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正如心理健康教育不能解决思想道德问题一样，心理健康教育并不能解决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不澄清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就不可能真正走上健康的轨道。

2.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追求

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心理和谐是心理健康的集中体现和本质属性，这就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培养青少年和谐心理为价值取向。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要树立“完整人”的意识。从发展的动态系统理论来理解，个体是作为具有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系统整体而存在的。“完整人”是在于特定的时空维度上，个体的身心、知情意、人格行为之间，个体与他人、团体和社会之间互相作用，相对平衡，构成一个稳态的整体。“完整人”还表现在在一个发展的时间维度上，一个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心理系统彼此交迭，影响着个体发展的方向和水平。树立“完整人”的意识，就是要从发展的稳定态和变动态的角度，把个体放在动态系统的时空坐标中来理解个体的心理发展，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

其次，心理健康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之义。重新强调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当前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心理无心，教育无人”的倾向而言的。以人为本，要尊重每一个独特个体的存在。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尊重他人存在的独特性如同尊重自己的独特性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尊重和真诚同感他人，才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人为本，还要充分理解每个人情绪体验的合理性。在对待自己或他人的时候，既要认识到自己的特定情绪体验是合理的，也要从这样的立场理解他人的情绪反应。这样，接纳自己、移情他人，才能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与事。

最后，心理健康教育要立足于青少年心理和谐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归根结底是关乎心灵成长的工作，心理和谐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归宿。个体心理成长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特点，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中不可能存在统一的运行模式或方法。着眼于青少年发展的实际情况，立足于促进青少年心理和谐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考虑地区与学校差异，不搞一刀切，而且还要注意处理好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心理教育与主动参与、同伴干预与自我教育的关系。在内容上注意内部自我和谐与外部适应协调发展，在形式上注意游戏、活动、体验和调适等方式相结合。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Bradburn, N.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Chicago: Aldine, 1969.

[3]E.Diener.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2).

[4]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心理学动态，1996.

[5]林崇德，李虹，冯瑞琴。科学地理解心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教育[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32（5）.

[6]Bronfenbrenna，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7]俞国良，王永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J].教育研究，2002，（7）：70-73.

心理健康状况自述 篇四

近几年，有关公务员身体健康的调研论文不低于100篇。几乎所有的报告都在说明：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等慢性病成为许多公务员的通病，这些病由此被称为“机关病”。

另外，公务员也是“亚健康”的代名词，2006年浙江省一项调查发现，70%的公务员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一比例比普通劳动者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另外一个数据更有意思，《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指出，98.5%的领导者存在健康问题，而且是级别越高健康问题越突出。当然，其所患之病大都属于“三高”等“富贵病”。

医生们纷纷为上述统计结果找原因，除了烟酒伤身之外，一份《关于北京市公务员体育与健康的研究》说，调查的公务员中有60%的人不能按时吃饭；更多的报告则提出公务员们很少运动，一项调查说近半公务员出门坐车，上楼坐电梯，办公室久坐，几乎不运动。

对于上述病症，医生们大都提到公务员“精神紧张，压力过大”。不过精神科的医生更喜欢用此解释另一些触目惊心的问题，比如抑郁症――在过去几年中，它往往和官员自杀事件一起出现。

虽然舆论对有些官员是因为抑郁还是因为政治考虑而自杀心存怀疑，但可以确证的是，相对于身体健康，公务员的精神健康看起来更糟糕些。

一份完成于2008年的《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的报告说：34.5%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

而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公务员队伍中有近30%的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在所有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这一比例高于其它任何职业。

事实上，2005年中组部的《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的文件也指出，“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相关报告大都表明，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一方面，中国官场的上下级之间往往被诠释为一种“庇护主义”关系，下属对领导除了基于科层结构的“公共效忠”，还要有基于个人利益的“私人效忠”，否则就难以成为领导“圈子”里的人。

横向之间，虽然同级公务员同为同事，但也是潜在的竞争者，表面上要维护关系，实际上却难有真心朋友。

官场上升渠道单一，除非升职，没有其他路径：第一，公务员系统超过80%的是非领导职位；第二，在中国当官也是趁早不趁晚，年龄线卡得厉害――你35岁没到正处，45岁没到正厅，再想获得组织部垂青，就难了。

所以官员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往往更强。一些人长期处于心理疲劳，甚至是心理恐慌的状态。

不过公务员们的抑郁也各有不同。《领导科学》杂志刊发的、以上海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的《对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一文说：30岁以下的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最差，因为此时他们往往自信不足。《西部某市级人民法院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也认为，30岁左右的青年公务员的心理问题最为突出。

而30~39岁的公务员，自我调适能力较强，而且正是最有望提拔的阶段；40~49岁的公务员开始进入倦怠期，面临升职的压力，心理健康状况不佳；50岁以上的公务员晋升机会明显减少，或者面临退休，心理波动很大。

另外，副职往往比正职感觉受到压抑，不知如何既能与正职处理好关系又能发挥自己的才智。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心理压力大；表现在身体上，就是有更多的“亚健康”状态出现。

根据《公务员工作倦怠原因分析及干预》等报告，在不同学历中，本科学历及其以上者心理状态和压力承受能力比中专、大专学历的更好；而高中学历的公务员，因为自我期许不高，心态反而更好。由此，大专和中专学历的官员最为脆弱。

《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还发现，西部不发达地区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普通人群――因为在西部，公务员有着稳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保障，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心态自然要更满足一些。

研究表明，公务员职位越高，心态越好。调查显示，贵州一个针对厅局级官员调查的报告显示，绝大部分厅局级官员都对自己充满信心，而一般公务员中两成的调查者表示有“抑郁情绪”。

遗憾的是，官员们总是试图隐瞒自己的各种病症，尤其是即将被提拔的官员，以免影响仕途。相对于身体疾病，精神上的疾病更是谨慎到连医生都不去找的地步――如果一个官员承认自己精神状态有问题，别说委以重任，现有的“领导岗位”可能都难以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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